文_張瑩琦攝影_嚴路
  李亞偉
  重慶人。1980年代與萬夏、胡冬、馬松、二毛、梁樂、蔡利華等人創立“莽漢”詩歌流派,與趙野、默默、萬夏、楊黎等人發起第三代人詩歌運動,創作過《男人的詩》、《醉酒的詩》、《好色的詩》、《空虛的詩》、《航海志》、《野馬與塵埃》、《紅色歲月》、《寂寞的詩》、《河西走廊抒情》等長詩和組詩,出版有詩集《莽漢-撒嬌》、《豪豬的詩篇》。曾任中學教師,從事過圖書出版發行、文化品牌策劃等工作。
  臨近春節,黃昏漸至,這酒館院裡人聲越來越鬧。細密的瓦檐,古樸的木質門牆,挨著紅梅邊一坐,有種讓全身骨頭即刻鬆散下來的安逸。院門外就是成都最負盛名的寬窄巷子。
  酒館的老闆、詩人李亞偉走進來,離約好採訪的時間過了40分鐘,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昨晚被一桌朋友喊去郊區喝到凌晨,中午起晚了,腦子也喝笨了。”
  李亞偉的身份有點複雜。1980年代初,他發起成立了“莽漢”詩歌流派,因寫出《中文系》而名聲大噪。但過後沒幾年,他就懷揣著發財夢去北京做了書商,把詩歌毫不留情地丟在一邊。當時的他振振有詞,“不能指望詩歌帶來寶馬美女,帶來茅臺酒”,而他“生活的欲望非常強烈”。一晃十多年,這十多年裡,真就幾乎和詩歌絕了緣。
  當世人懷疑他不再寫詩的時候,他又回來了。賣了北京的房子,回成都做了父親,重新寫詩。直到2013年9月,出版詩集《紅色歲月》,組詩《河西走廊抒情》斬獲國內詩歌獎項,花長時間寫組詩,成為他忙碌的事。
  不過,這隻是生活中忙碌著的很小一部分。更多時候,他在寬窄巷子的酒館內,在雲南香格裡拉,和老朋友們喝酒聊天,直到深夜。
  日子飄忽,沒個定居之所。去年12月,他在西雙版納待了整整一個月,白天游玩,晚上喝酒,興緻好時去作家馬原在山上蓋的城堡里串串門。“睡覺,發獃,喝茶,完全是懶漢的生活。” 他顯得十分享受。
  現在的李亞偉仍不是個純粹的詩人,但你很難從他身上尋到十多年生意人的痕跡:著襯衫、牛仔褲、運動鞋,談至盡興處,他會哈哈大笑起來,把雙腳擱到高高的椅沿上。倒很容易讓人聯想起,1980年代,那個寫出“再不揍這小子/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我本不嗜血/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想瞧瞧其他的血是怎麼回事”的少年。
  早成
  一個老頭/在講桌上爆炒野草的時候/放些失效的味精/這些要吃透《野草》的人/把魯迅存進銀行,吃他的利息
  —李亞偉《中文系》
  這段莽漢歲月,李亞偉後來回憶過很多遍。
  30多年前,在四川南充念中文系的他,是系里出了名的二流子。一頭長髮,穿著從部隊偷要來的坦克兵襯衫,和時髦的喇叭褲,約一幫“兄弟”,逃課,喝酒,打群架。其中,就有後來的“莽漢派”詩人馬松、胡鈺、萬夏。
  那會兒大家都很窮,“倒吊起來也打不出幾個子兒”,生活卻是激情四溢的。加入學校拳擊隊,無聊到手癢的時候,就跟外邊工廠的小混混約好地點,出去打上一架,沒有任何來由地。想要喝酒時,會模仿阿爾巴尼亞電影《海岸風雷》里叛徒老大的臺詞:“他媽的,窮得連根上吊的繩子都買不起。”然後一有錢就拿去喝掉。
  詩人嘛,愛情自然也必不可少。第一次戀愛是在大四,李亞偉19歲,追上了低他兩級的一個中文系女生,這位女生很正派,規定每周六在學院小樹林里約會一小時左右。每次深夜約完會回到中文系男生宿舍,總有幾個老光棍探出頭來打聽:“今天怎麼樣?”
  逃課逃到什麼程度呢?一個上午,李亞偉還在睡懶覺,七八個老師來到中文系宿舍查房,有教文藝理論的,有教外國文學的,還有系裡面的辦公室副主任,把他從床上叫起來,問,是不是學生?他回答說是。這些老師又問,你認識我嗎?他頓時語塞,答不上來。學校廣播因此專門點名批評:有學生如此荒唐,教他的老師他一個都不認識!
  李亞偉說,中文系的課堂太刻板,你不得不逃。逃了課,大部分時間泡在圖書館里讀艾略特、龐德。學校圖書館藏書量很大,有民國書籍,有聞一多、戴望舒等人翻譯的西方文學,還有外國文藝雜誌。誇張的是有段時間,全班爭著讀《約翰克裡斯朵夫》,一個宿舍幾天看完,下個宿舍如果還了書,那麼就得等別的系看完,過不來了。到大二結束,李亞偉算了算,總共讀了一百多本世界名著。但這並不等同於期末能過關,每到考試前夕,還是得跟印刷廠的哥們兒喝喝酒搞好關係,好讓他們把卷子偷出來。
  也不是完全不做正經事。“像所有寫詩級別不高的人一樣,見面就談詩。”除了談,還有手抄詩歌,抄自己的,也抄別人的,然後拉一些同伙做詩社。那會兒李亞偉和胡鈺組建“剎那”詩社,萬夏組建了一個“彩虹”詩社,後來整合談判,兩邊都不怎麼服,不想用對方的名字。正相持不下的時候,發現每個人手裡有本詩歌硬面抄,本子的名字叫“金盾”— “金盾”詩社就這樣出來了。
  4年自由散漫的大學生活倏忽而過,李亞偉被分去重慶小鎮丁家灣教高中語文。那是一個閉塞得令人發慌的地方,詩人冉雲飛還記得當年李亞偉的學生跟他說的:“李老師披著一身長髮,經常提著白酒瓶在丁家灣僅有的一條街上走,目中無人,邊走邊喝,令人側目。”
  畢業一年,正是詩情勃鬱的時候,還在上大四的萬夏寫信給他,邀他回學校玩。“兩人碰頭,歡天喜地,笑嘻嘻進了一家酒館。”加上當時在四川大學做詩社的胡冬,一席酒談促成了有點流氓氣息的“莽漢”流派,李亞偉是這流派中的核心詩人—1984年10月,他把4年的中文系生活濃縮進詩歌《中文系》里,這首諷刺寫實的詩被數萬大學生傳抄。“中文系是一條撒滿釣餌的大河/淺灘邊,一個教授和一群講師正在撒網”,成了大家口誦的經典。
  “是一無所有的時候,卻有著最豐富、最激烈的情感。”李亞偉後來這樣形容當年的自己。寫出《中文系》的時候他才21歲,年少成名自然格外血脈賁張,希望把詩歌寫得誰都能讀懂、誰都能喜歡,“能獻給打鐵匠和大腳農婦,把愛情詩獻給軟娘們兒,把打架和醉酒的詩獻給悶哼哼的卡車司機和餐館老闆,把《中文系》獻給中文系的學生和老師。”
  出走
  2001年孟春的一個中午,時光的印刷機突然大膽地開機/將春天、水果、綠樹一色一色地印往京城的方向/高速路從中呼呼穿過,然後在遠方歸於不可靠的沉默
  —李亞偉《汽車修理廠紀事》
  在小鎮教了3年書,李亞偉覺得悶不住,去長沙、武漢、廣州游歷,一面講詩歌文化。有一次在武漢大學,為追一個校花,他特地去買了件新西裝,結果校花瞥見他破了洞的牛仔褲,語帶嫌棄:“買得起馬卻配不起鞍。”
  自由慣了,便更不願再回到閉塞的小鎮。1992年,李亞偉開始在重慶給書商做“槍手”,編雜誌,一年後,兜里揣著賺來的3萬元,喜滋滋地到北京闖世界。正好碰到寫小說的幾個朋友混成了書商,於是約著一塊兒“掙大錢”。
  李亞偉粗粗估算了下,至今出版過不到200首詩歌,大部分產自1980年代。像是事先約好似的,上世紀90年代的莽漢們幾乎都停止寫作,做生意去了。天天想著吃香的喝辣的,想著美女寶馬,想著自由自在,哪有工夫寫詩呢?當時的李亞偉信心滿滿:生意里有更濃烈的生活氣息。
  一擱筆,生活果真迎面而來,每天除了工作,沒有其他,周末也基本上在辦公室度過。“白天拿著計算器,一進辦公室就有各種人在等著你,推銷紙張的,印刷廠拉生意的。出了稿還要看封面、檔次,什麼都要管,天天如此反覆。”
  下了班,又有各種酒局在等著他。他在博客里寫:“我們在村裡面轉來轉去亂喝,感覺亞運村就是一個旋轉的酒盃。從小營路到凱迪克一帶大街小巷凡新開張的酒家會立刻被我們掰開喝舊了。”晚飯白酒,飯畢啤酒,深夜大排檔繼續白酒,愛喝酒的李亞偉也想逃,但是逃不掉。有好些年,在他的醉眼朦朧中,熟人、生客,紅男綠女,來來去去,恍若一幕天然的人生戲劇,這裡沒有導演、沒有編劇,只裁取了喝酒的場面,演員都是生活中的真人,活生生的、源源不斷的人生流水席。
  十多年裡,“離開了詩歌這個美麗的女人”,李亞偉在天涯晃蕩,心中卻常常想起她。但就算想寫,也沒有閑下來的時間,斷斷續續寫了幾首就難以為繼。有一回喝酒遇到作家王燕生,王燕生對他說:“混一生就混幾百萬,雖然很厲害,但中國會賺錢的人太多了,你還是回去作詩吧。”當時沒有太在意,但很多年後的今天,李亞偉說,常常想起老先生的這番話。
  “人好像就是為了掙錢活著,有什麼意思呢?”李亞偉覺得又悶不住了。一次,一幫書商朋友約好到雲南玩,從昆明出發,到大理、麗江,一直玩到香格裡拉。“陽光爛漫,人又清閑,一趟玩下來,就不願意在出版界做選題調紙張下印刷廠發貨折騰。”
  作家張小波回憶,當得知李亞偉決定離開的想法後,曾問他,你就一點正事都不想做了?李亞偉罵一句粗口,反駁道:“張哥,魚有正事麽?蛇有正事麽?它們一輩子就那麼游手好閑,又有誰指責它們。我現在只想做魚蛇之流,徹底不務正業。”
  為了“不務正業”,李亞偉賣掉了在北京的房子,回成都寬窄巷子開了一家酒館,重新開始寫詩。後來他的這段話被文藝青年廣泛流傳:“我不願在社會上做一個大詩人,我願意在心裡,在東北,在陝西的山裡做一個小詩人。每當初冬,在心裡看著漫天雪花紛飛而下,推開黑暗中的窗戶,眺望他鄉和來世,哦,還能聽到人世中最寂寞處的輕輕響動。”
  回歸
  河西走廊那些巨大的家族坐落在往昔中/世界很舊,仍有長工在歷史的背面勞動/王家三兄弟,仍活在自己的命里,他家的耙/還在月亮上翻曬著祖先的財產
  —李亞偉《河西走廊抒情》
  去年9月,李亞偉出版台版詩集《紅色歲月》,收錄了從1980年代至今各個時期的代表性詩作,包括新的組詩《河西走廊抒情》。憑藉該組詩歌,他去年接連獲得第二屆中國桂冠詩歌獎和魯迅文化獎。
  《河西走廊抒情》共24首,感喟歷史、生死、愛情、政治等等,李亞偉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這是他寫到現在為止很滿意的詩歌。青海詩人西原評價,“整部長詩時空維度相當深廣。”
  李亞偉寫得很慢,2005年就寫了4首,被生意耽誤一直到2011年,重新花了一年時間寫,還專門去了兩次河西走廊。去的時候,並未深入調查、訪貧問苦,和現在的游客差不多,也去瞄了瞄景點,照照相、騎駱駝,白天看戈壁,進沙漠,晚上去夜市喝夜酒,感受當地人的生活。不同的是,心裡是裝著巨大的歷史場域,帶著很多文化的觸碰點去的。
  “這個大走廊,在歷史、文化和地域上都是一個十字路口。我相信,種族、文化的基因還在當地的生活中留存,還在敦煌或者張掖那些早晨、正午、深夜的時間交替中隱現。”他覺得自己應該關註的是,在宏大的政治經濟背景下,一個民族,會是什麼反應?一個社會,會怎樣生長?這一代普通的人,幸不幸福?
  和年輕時的寫作不一樣,那會兒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那種方式寫出來的詩歌后來被他否定了很多。現在,他是有目標、有計劃地寫,給自己命題,一兩年寫一組長詩。“在嘗試一種方式,把生活和詩歌分開來。”李亞偉覺得,要麼痛痛快快地玩,要麼拿出整塊的時間,一個月不想其他,一心一意寫一個像樣的作品。
  在他看來,寫作的人分兩種類型,一種是終生寫一種風格,還有一種就是不斷創新。他屬於後者,會不斷地想寫出連他自己都覺得新鮮的東西。如果重覆前面,就覺得索然寡味。“有點像精神遷徙,為的是採摘和自我養育,為的是命中的呼喚,為的是尋找生命中的重大答案。”
  思考來自十多年的書商經歷。“咱們這個社會,是被經濟綁架的,但經濟又是被政治綁架的。這裡面有人類的矛盾,這種矛盾其實和歷史、時間、人的命運裡面的矛盾是一樣的。說穿了,在這種背景下,一個人的情感、命運同樣也被綁架了,這個我覺得值得去寫。”李亞偉認為,一個當代的詩人,應該嘗試從周圍的生活,來反映心目中最關註的東西,哪怕是情感與命運。
  最近兩三年,他看了一些經濟方面的書,關註GDP和區域經濟、開發區等問題。將要寫的詩裡面,會融入對近十年來大型國企不斷變大、各地民營書店紛紛倒閉、從溫州開始民營經濟是怎麼熄火的思考。
  “一般人不相信我能把這個寫成詩,因為確實太不詩意了,但我覺得已經能寫出來了。”李亞偉的語氣里仍保有一絲年少時的輕狂。他說,詩歌有必要一直寫下去。並且,“越寫,越講究,越不能隨意”。  (原標題:李亞偉:“莽漢”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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